王思斌:我与社会工作这30年

中国社会工作    颜小钗   2018-03-20
2018年社工宣传周期间,《中国社会工作》杂志专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王思斌。

王思斌工作经历:

1989年8月至今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教授

1986年11月-2000年6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系主任

主要学术兼职: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名誉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主编

China Journalof Socail Work(《中国社会工作期刊》)联合主编

主要学术研究领域:

社会政策、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学、组织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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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工作结缘,是顺应国家改革和学科发展的过程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工作教学和研究的?

王思斌:谈到进入社会工作,我们现在都会想到这里面可能是一个艰难、慎重的选择过程,因为做社会工作比较辛苦。但是,在我刚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社会工作学科,我们也不知道多少社会工作的知识,所以也很难说这里充满着多么艰苦的、理性的选择。如果说我与社会工作的缘分,我更愿意说,因为国家的改革发展,因为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科的恢复发展,把我不自觉地“冲到”社会工作上来了。是我顺应了社会工作学科和事业发展的要求,走到今天。

进入社会工作领域,能够参与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当然也有一些学科接近上的前提。我大学学的是哲学,当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是声望很高的系。但是,1979年开始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后来也影响了我。我们系的夏学銮老师参加了最早的全国社会学培训班,他把自己得到的社会学资料,带回系里,很多同学相互传阅,因此我也对社会学有了了解。社会学与哲学相比更接近现实社会,这也引起我的兴趣。回来,当时的国家教委在费孝通等人的建议下,要在重点大学四年级学生中招一批人,办一年期的社会学专业班,我也报了名,并且被选中,加入了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社会学专业班。在这个班上,我第一次了解到“社会工作”,因为在费孝通教授主持的《社会学概论(试讲本)》中,有“社会工作”一章。但是,当时对这一章的内容很多同学不感兴趣,因为在知识系统上它不属于社会学。但是,那时我知道有社会工作这块知识,而且,雷洁琼教授在南开班上给我们做了与此相关的讲座。(雷先生是1931年从美国回国,在当时的燕京大学教社会工作的老师,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工作学者的代表。后来,她成了我的硕士导师)。在这一阶段,我对社会工作没有了解,也没有形成将来要做社会工作的想法。

我第二次与社会工作接触是我在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时。当时我们的系主任袁方教授请了著名的社会工作学家吴桢教授来系里给我们讲课。他讲的是“个案工作方法”,就是现在社会工作专业里的“个案工作方法”。但是,当时我们是按照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角度去看待这门课的,认为他所说的“个案工作方法”与我们要听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不一样,所以,也没有引起我的多大注意。

真正把我同社会工作联系起来的事件是8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当时的国家教委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也要对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调整专业,设置一些能够与经济社会发展直接挂钩的新专业。刚恢复的社会学也要讨论怎样适应国家改革的要求设立新专业的问题。在论证过程中,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最后决定,争取在社会学学科下,新设“社会工作与管理”“社会心理学”两个学科。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论证、听取意见,国家教委于1987年下半年发布了新的高等学校的《学科目录》。新学科目录把“社会工作与管理”“社会心理学”作为试办专业确定下来。1988年2月国家教委正式通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三所学校可以开办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北京大学办“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与我发生了直接联系,因为当时我在系里当管教学的副系主任,办新专业的事情(主要是行政工作)自然落到我的头上。我开始与社会工作发生实质性的联系。

我国新建“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民政部和香港方面的社会工作学者支持很大。亚太地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得知我们要办这个专业之后,就与我们积极联系,想与北京大学合办“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与挑战”的国际研讨会,并邀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袁方、夏学銮和我于1988年暑期访问香港。我们一行在香港考察、听课、研讨一周,这一次我才真正了解什么是社会工作专业。12月,这一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成功举行,几十位来自亚太区各国、各地区的社会工作教育者参加新中国举办的第一次社会工作教育方面的学术研讨会。我做的主要是研讨会的筹办工作,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发表论文,因为在我看来,我自己实际上还不是真正懂得社会工作。但是我可以支持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接下来的一件事,把我拉进了社会工作。

我们新办社会工作是缺乏师资的,雷洁琼教授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工作教育者,她积极倡导、推动建立了“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建立,但是她忙于国家的事情(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年事已高。所以培养社会工作师资迫在眉睫。1989年9月,亚太地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印度孟买的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亚太区社会工作师资培训,我和我们系的年轻教师杨捷参加了这次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社会规划”。课程除了语言方面的一定障碍外,知识本身没有什么难的,因为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在系里教过“社会发展计划”这门课,而这门课的内容与“社会规划”相关度很高。于是,我知道,我也可以在社会工作专业中做一点事---教一些与应用社会学相关的课程(后来我在系里教“社会行政”课,没觉得困难)。这使得我在教学与学术上开始进入社会工作领域。

那么现在回想起来,是什么机缘把我同社会工作联系在一起呢?一般认为,价值观是最重要的。我同意。但是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也不只是课堂上教来的。帮助困难人群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日常生活包含的内容,从小父母对我们的“做善事”“帮有困难的人”的教育印在我脑子里,从事帮助困难群体的行善事业,我没有问题。这是第一个缘——文化和家教之缘。二是学科建设之缘。没有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科的恢复重建,也就没有我“自然地”转向社会工作可能性。学科建设要求我出来做学科建设方面的工作,我就认真做了。第三个缘分是知识上的相通性。我曾问过雷先生,在她看来社会工作是什么,它与社会学有什么关系。雷先生告诉我,社会工作与应用社会学差不多,把社会学理论运用于帮助困难群体的实践就是中国的社会工作。我们知道,雷先生有“民政工作是中国的社会工作”的著名论断,她的观点也影响了我。况且,我参加“社会规划”课程培训也切实感觉到,我可以在社会工作领域做点事。有社会学界同人跟我说过:你在社会学领域做得不错,怎么去从事社会工作呢?我说,他们有结合点啊,而且社会工作专业发展需要人。

从上面这些话中发现“故事”了吗?是时势使我、牵引我、使我“不由自主地”进入了社会工作领域。有没有可能,我不从社会学进入社会工作这一行呢?有可能。一些老师比较坚守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不愿转。而我比较随和,又在负责学科建设的岗位上,这就变成“自然而然”了。实际上,很多事情的发展可能不在于一个人刻意做什么(我知道有些人刻意追求,终成大业),顺应时势也是可以成就事业的啊。

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推动社会工作发展

问:这些年在推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过程中,您认为最有价值或最满意的事情有哪些?

王思斌:我认为有四件事值得说一说。

第一件事是设计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学方案,比如开设哪些课、多少学分、怎么开展实习。1989年社会工作本科专业招生后,我们邀请了香港社会工作教育专家来讲课,也聘请民政部有关干部来讲课。虽然他们为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但我感到还存在外来经验的本土化和本地经验的专业化问题。北京大学办社会工作专业,如果没有理论底子,势必走不远,所以我们跟社会学就不能分开;如果没有专业,那么本土的实践也纯粹是实践而已。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社会工作教育的国际通则与我们的选择》,指出我国的社会工作学科要遵循国际通则,注重本国国情,后来北京大学的教学计划成了全国高校建设社会工作学科的参照样板。

第二件事是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成立和运营。当时袁方先生担任协会会长,他常用“雷先生要办好社会工作”作为激励话语,说国内的社会工作要真正发挥作用,行业协会要将作用发挥出来。我当时是副会长兼任秘书长,具体的事情由我来操办。我们到学校申请开办资金,开展学术活动。协会成立后,我们经常开展活动研讨社会工作发展,大家相互支持,这就凝聚了最初一批学校,将我们的社会工作学科在不同学校中发展起来,进而慢慢被社会认可。如果没有协会,开展社会工作的这批人可能就散了。1999年换届时,他们推选我当会长,一直干到2016年。我卸任了会长,但也一直在关注并努力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包括全国社会工作该怎么办,本科教育怎么办、重点大学的MSW怎么办。这些我都在思考,而且我们大家都很团结。

第三件事是在全国确立社会工作专业的十门课程。社会工作在全国真正成为一个专业,应该教什么课,包括后来的MSW课程也是我主持和参与做的。1996年11月,国家教委聘任专家成立了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简称“教指委”),并委托教指委研究社会学、社会工作本科专业主干课的设置。当时,我作为教指委副主任,主要负责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建设。教指委成立之后,第一项任务是确定社会工作专业的主干课程。由于我在社会工作学科领域比其他委员多了解一些,所以也受命分工提出社会工作的10门专业课。这个课程框架是指令性的,即所有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学校,必须能开设这10门课程,到现在依然如此。1997年确定了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10门主干课,是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当时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两个专业的各10门是这样设立的:有4门重,6门不重。在设计这两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时,我们注意到了社会工作专业和社会学专业的渊源关系,这也是与国外社会工作专业有所区别的。

第四件事是编书、编教材、出刊物。系统性教材是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主持编写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红皮《社会工作概论》具有开创性。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支持了我们。编写之初,袁方教授曾交代,编《社会工作概论》要以我为主。我理解就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本教材里讲了妇女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工作等实务领域,每章大概分三节,最后一节一定是和中国实际联系在一起的。这本教材反映了我们把国际经验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后来我们出版了社会工作系列教材(俗称绿皮教材),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工作学科的建设。另外就是2002年开始,我开始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至今已出版了15辑。2014年,这本刊物进入CSSCI核心辑刊。一个学科没有学术刊物的话,就不叫学科,所以我再花时间也愿意做这个事,因为这是学科的一个标杆。但遗憾的是我实务做得少,我有心无力。我的长处是我在学术方向比较清楚,对北京大学的定位我清楚,而且我也有心去钻研,这是我的优点。我关心现实,想着如何透过现实引领社会工作发展,研究对学科推动有什么影响。比如写《中国社会工作》专栏的内容,我不发愁,因为我关注现实,关注与社会工作相关的重大事件,每篇文章都落脚点都在社会工作上。也许有人会说我有些文章不学术,但我想说的我是用学术的方法促进社会工作的。我的长处是理论功底还可以,所以我也能扛下来。这和北京大学学校背景有关系,和我以往的学术经历有关系,和我国社会工作学科建立以来我自己在其中的站位有关系。

问:在业界,您是大家公认的社会工作界泰斗,是社会工作专业领域的标杆性人物,在本次社会工作宣传周之际,您能否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达社工是什么?有人会说目前社工开展的活动跟普通工作人员的没什么两样,质疑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在您看来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体现在哪儿,怎么衡量其专业性?还有本土社会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 

王思斌:我习惯用学术语言来讲概念,如果非要用通俗的话来表达社会工作是什么,那么我认为社会工作就是社会医生、社会工程师。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即用专业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比如说处理同一个问题,有懂专业的人和不懂专业的人,看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但实际内涵的挖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把社会工作的本质看作是助人自助,这很有道理,专业性是从助人的活动中反映出来的。

社会工作的本土有两个涵义,一个叫本土社会工作,也就是我说的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我是社会工作效果论者,用效果来衡量社会工作的地位。有效,这是判断解决问题的最根本的指标。另一个叫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就是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社会工作是怎么被展现出来的,这个过程叫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目前全国社会工作发展有先有后,先发地区大部分是沿海地区以及高校多的地方,财力也比较雄厚,他们按照一个专业的路子走下去。但也有一些看起来和社会工作有点相近的工作,它们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有所影响。就此而言,我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社会体制下,行政性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相结合可能是必要的。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行政性社会工作是中国传统意义的做法,它们可以有结合之处,使我们的社会工作一方面能吸收专业,另一方面又能有接地气。这两个相结合,可能也是好事。费孝通在讲那本《社会学概论》出版时说要“先有后好”。我觉得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是这样,先有后好。

要将国外的社会工作变得本土化,社会工作本土实践就是一个结合了中国体制和文化的工作方法。我想总结一下中国社会工作模式,想探讨在中国现在的制度和文化下有没有一个共通的模式。这个文章的提纲和思路我琢磨五六年了,但我还是比较谨慎,等时机成熟了就写出来。

新时代社会工作发展前景美好

问:党的十九大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描绘了蓝图,特别是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为社会工作发展指明了方向,迈入新时代,您对社会工作的发展前景有哪些看法?

王思斌: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不平衡不充分在困难群体、脆弱群体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这跟社会工作有什么关系?社会工作既是改善民众特别是困难群体、脆弱群体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除了继续对民生给予了重要关注,还拓展了政府的社会政策,为社会工作迎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继十七大提出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之后,十九大报告增加了“幼有所教、弱有所扶”,这是对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的进一步回应,特别是“弱有所扶”,更反映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对这些,政府和社会都应有所扶助。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既然已进入新时代,那么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也要讲究人文性。人文性应该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特性,政策执行者要走出短期行为的工具性思维,从更加综合和长远的角度看待各种治理活动,这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所必需的。

还有国家机构的新设置,像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了,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委的职责也划归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单独组建,这是对现实问题的一个集中回应,对社会工作介入会有更大的渴求。新时代下,解决民生问题、解决矛盾、处理问题,原来的方法不完全有效,所以我们就应该用社会工作去补。

很明确,这些都与社会工作有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大的思路在发展变化。发展有需求,社会工作就有用武之地。我觉得社会工作空间无限。我国要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现代社会制度的一个配套产品,或者说是重要组成部分,在三五年时间内,我们也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建立社会工作制度,社会工作的发展和制度建设也要迎来新时代。新时代的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应表现在专业化、本土化和职业化的较快进展上,表现在社会工作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的密切结合上,表现在社会工作界脚踏实地更加显著的服务实效上,也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的形成上。

如果我们能将新时代下社会工作发展做出来,把中特色的社会工作模式做出来,这对国际社会工作也可能会带来新的贡献。所以我们要总结,要反思,国家的社会事业发展就等于为我们社会工作的发展制定了规划。

社会工作理论和人才培养要跟上

问:那么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怎么回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王思斌:十九大报告里有句话叫“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社会工作学科在新时代语境下也要有创新之处。研究一定要有,社会工作的模式总结一定要有。应该说过去的20-30年,我们有了对本国国情的认识,有了反思,有了对比,有了这个积累的基础可以做这件事。社会工作理论怎么创新,有所不同才是中国的特点。但我不能说我们的社会工作和国际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就不叫社会工作了。但说是完全一样,那就是搬来的东西,中国体制可能跟这融不了,所以这个融的过程也是一个创新过程。 国际社会工作界对社会工作的定义是一个开放的,不管民族、人权、贫困之类的,只要用专业理念解决他们的问题,使社会更公正,那就是社会工作。在中国实践中,只要用专业理念和方法服务老百姓,就是社会工作。从这个意义而言,相比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工作有更大的理论创新空间。

问: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如何基于新时代发展需求,对全国社会工作同仁有什么样的寄语,可以结合第一代社会工作学人和新生代社会工作学人的区别来谈谈。

王思斌:我认为社会工作一个最主要的东西,除了价值观外,就是社会阅历。相比新生代社会工作学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第一代)社会工作学人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新生代社工学人在校念书、实习不够,一到地方见到老弱病残就蒙了,这也是我们社会工作教育的毛病,我们培养人才没有浸入到实境里。还有与现在很多选择社会工作只是弄个文凭之类的做法有关。我们第一代社会工作学人可能更多的是基于国家改革发展需求、被分进来愿意来教这门社会工作学科的一批人。

社会工作教育,价值观当然是核心,还有就是大家真正在做,这基于对国情和文化价值观有很深的认识,并切实付诸实践,这才可以将社会工作做好。社会工作的论文不能只按照西方的那套来写,我们也不能用中国现实与美国现实去比,两者进程不同。我认为,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在中国现实中做不到。我们要把理想和现实说清楚。我是相对理想的人,也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实际上我们这批人是从非专业走过来的,新一代社会工作者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新知识的获得以及反思性比我们这代人强。我很尊重他们,但还要提醒他们。我们第一步教材有了、老师也有了,第二步就是有一个创新的东西,比如我们要修订教材,怎么写,这就要看过去的10年、20年的积累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学术研究、反馈社会工作实践的节点上,也到了一个通过学术研究来反思、补充来自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的阶段。

国际上社会工作的标杆我们要参考,但做参考时还得反思,所以新生代社会工作者在学习过程中还要研究本土,既要有反思,也要有实务。实践在中国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检验我们学科的成熟度,也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一件事。我们还应该给新进门的社会工作者多一些专业的憧憬和理想。

在教育先行格局下,高校教师办机构“既是机会,又是陷阱”,教师办机构可以促进社会工作教学、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促进学生就业,但办机构也带来大量繁杂琐碎的事,使得老师少有时间花在研究上。我很尊敬教师办机构的这批人,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但有些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在社会工作学术上受到不利影响。

教育先行,并不仅仅体现在办机构上,如果教师办机构,必须明白自己的双重身份,将教师的主要身份、将教学科研放在首位。再就是政府购买服务要给予教师办机构更多的制度化支持。等到成熟后,有接班人了,我们老师应逐渐退出。

我一直在想促进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经验的结合问题,下一步我想做的就是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聚集在一起,开一个全国性的会议来研讨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专业化与本土化上同时取得进展。

社会工作博士(DSW)应该有学术取向

问:记得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20周年时,您说社会工作博士学位即将开启,过去4年左右了,我们还没看到,是受到哪些因素的阻碍了吗?还有望开设吗,具体有什么样的定位?

王思斌:近年来,北京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积极申请开办社会工作博士生项目,但因为领导班子换届等方面的原因,一直没做起来。我的想法是应该培养社会工作博士,因为我们缺师资队伍。现在全国有几所学校在招社会工作方向(二级学科)的博士生,是好事。但是,面对现在全国社会工作的师资结构和办学水平,我们还需要开办社会工作的PHD,培养更多真正能教好社会工作的博士研究生。现在有一些“社会工作博士”还是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保障方向的,我们还需要培养更社会工作化的PHD。同时,我们还应该培养DSW。我想做一个课题,论证中国发展社会工作博士(DSW)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规格。我有这样的思路,一是社会工作博士将来的方向应该是大学教师,因为我们缺师资,而不是读完博士又去担任机构的董事长、理事长,在这点上,社会工作博士毕业后应以学术为主;二是社会工作博士不是去督导学生的那个博士。我们将来培养的社会工作博士(DSW)应该是有社会工作的学术取向的人,要懂得社会工作实务,也要自己参与做过社会工作实务,才能做出社会工作研究来,这就和社会学不一样。社会工作博士的就业方向主要是充实社会工作教育和研究队伍,比如要教社会工作研究方法论、高级实务的理论背景等。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