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东辉:如上医医国,为助人自助

中国社会工作    2018-03-27
顾东辉:我总体看好十九大以后的社会工作发展,各地经验越来越多,可以相互交流,少走弯路。我觉得社工界应该“不忘初心,社会至上”。

顾东辉: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1986)/硕士(1989)、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硕士(2004)、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福利哲学博士(2000)。

现为复旦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博导,文科科研处处长,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党委书记,校教指委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理事长,上海复惠社会工作事务中心理事长,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学类专业教指委副主任,民政部国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复旦大学)基地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MSW教指委委员。

从事青少年服务、社会组织管理、济贫政策、本土导向等领域的研究;主持过国家级、省部级、国际组织及其他机构的课题50多项,独撰和主编著作6部,在《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民日报》等刊物和报纸发表学术论文90多篇,在学术会议发表会议报告90多篇,完成纵向和横向研究报告40多篇。

社会工作理论在灾区

问:您当初是怎么选择了社会工作专业?又是如何走上社会工作的教学岗位?

顾东辉:我原先是学经济的,硕士毕业后,国家对出国留学有了新政策,第一要侨眷,第二要付学习培养费4万元。我家是农村的,既不是侨眷,又没钱,出国的路走不通了。正好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在1989年从哲学系下面分出来,独立成系,他们要找老师。我是外地人,留在上海需要集体户口和集体宿舍。对于我一个外地人来说,这是个机会。我就投了简历,到了社会学系。刚到复旦的时候,我主要教方法类课程,比如社会调查、抽样调查、社会统计等,专业课则是社会保障,一开始给一位老教授做助教,两年后,就自己上台教。后来,我们有一个老教授访问香港中文大学,他看了两个专业,社会学和社会工作,觉得都不错,给我提供信息,我就递交了读博的申请。后来我去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工作系学习,读社会福利的博士,也是机缘巧合。我也没有刻意选择去哪个,老教授说这两个专业都不错,于是我两个都申请,社会工作专业的通知先来了,社会学的通知大概一个星期后才到,就这样,我从经济转到了社会工作。

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 2000年6月30号回到复旦大学。当时复旦大学已经成立了社会工作专业,正好这一年招生,2000年9月第一批同学就来了。我也一直在复旦讲授社会工作的专业课程。

问:2008年汶川地震后,您作为领头人,直接参与都江堰市的灾后社区重建并孵化培育了灾区的社会工作组织。这是国内首次开展灾后社会工作服务,当时临危受命,心里是什么想法?到灾区后,是什么感受?

顾东辉:2008年汶川地震是重大灾难,我们去参与服务有几个原因。第一,应对灾后的事情是全国人民都应该参与的。当初,从民政部到上海市民政局都有总体的顶层设计,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第二,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在面对社会突发事件时,应该体现专业使命和社会责任。由于由上而下的需求和由下而上的需求交叉推动,很多学校都参与了,成立了服务团。

当初我们看了很多媒体报道,说当地怎样怎样,有很多困难。出发前,我们制订了计划,还汇集了一些资源,做前期准备。到了当地才发现,跟原来看到的媒体报道完全不一样。但是,社会工作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体现实践智慧。我们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把原来的计划做适当微调(这也是社会工作者应有的专业素养),总体目标不变,协助当地安置点的工作,疏解灾民心理问题,满足相应需求,让他们跟外面的环境恢复平衡,只不过具体的问题和工作技巧有微调。这非常考验社工的综合素质,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应变,才能体现社会工作者水平高低。后来每个队到了当地都是不断地调整。

问:您觉得灾害社会工作服务有什么特点?这次灾后援建对整个社会工作行业发展有什么影响?

顾东辉:灾后社会工作和其他社会工作是不同的实务领域,它是社会工作实务一般的方法在具体参与中的特殊化。灾后社会工作的第一个特点是规模大,大地震中大量的人受灾,心里恐惧、失去家人的不是一个两个。第二是时间紧迫,比如家里有人遇难,生者痛苦,若是花个一年半载再搞定,效果就不行了,要短时间内达成一些效果。第三个特点是整合性,要整合社会政策,比如安置点可以做多久,一天发多少补助;整合行政工作,外面有很多捐款捐物,怎么分,谁来分,什么时候分;整合社区服务,居民被集中起来,怎么协助安置点的居民恢复常态;当然也有个案工作,一些人不能从痛苦中走出来,就需要社会工作者的辅导。

这次社会工作教育界的参与力度很大,是我们社会工作教育界服务国家和社会需求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它的影响很大:第一,展现了社会工作教育界的社会使命;第二,提醒教育界,教学、科研要有操作性要求,应对中国现实的问题;第三,让教育界学会跟政府、红十字会、慈善基金会、疾控中心、消防队等各个主体互动,共同面对。这对我们也是一种提高。

2008年以后,灾后社会工作的实践机会也比较多,有一定的发展。像后来天津爆炸、鲁甸地震、雅安地震、上海11·15大火、外滩踩踏等,各种天灾人祸,灾后社会工作都有参与。很多大学、很多同仁都对这个领域的实务兴趣,后来也有了灾害社会工作协会。也有些学校了开始灾害社会工作课程。这次实践,对社会工作教育界来说是一个重要事。一个专业或职业,只有“作为”才能展现价值,我们承担使命,而且做的这些工作,别的专业还不一定能做。

打预防针还是吃退烧药?

问:十九大提出“创新社会治理”,社会工作者、社工组织和民众、政府分别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互相的关系是什么呢?

顾东辉:创新社会治理,首先看关键词,第一是“社会”,第二是“治理”。所谓治理,有一个基本特征,主体多元,总体平等。主体多元,就是有很多主体;总体平等,就是大家讨论,谁说的有道理,我们听谁的。社会治理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社会组织作为跟政府、企业并存的法理上的一个主体,共同来治理、应对某些事项;第二个维度,党政部门作为一个统筹者,整合各方资源,社会组织、企业等其他各方参与,应对社会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要领悟党政主导的时代特性,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特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筹者,社会工作者、社工组织在很多情况下属于专业的推动者,积极地参与其中,从专业的角度提出怎么做比较合理,虽然也参与发表意见,但更大的角色定位是落实推进,执行具体的工作。民众在社会工作中也是一个重要主体,因为所有问题最后都是民众的问题。假设我们都在帮忙,为服务对象的幸福动脑筋,他自己却稀里糊涂的无所谓,那就说明我们创新社会治理没成功。民众要自助,自我帮助,能力不行,就自我增能。首先自己的事情自己尽最大的责任,还不够的话,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来帮你,再不行,政府一些政策托底。这个实践机制应该是联动的互补的。总体满足100分的功能,个人承担60%,社会组织可能承担30%,还有10%由政府来托底。这三者间有联动的必要性和操作性。假如只是外面推进,也就解决表面现象。比如要降体温,实际上患者得了阑尾炎,你帮他吃退烧药,虽是退烧了,但阑尾炎没解决。一定要从本质上发动民众自助。

我们社会工作者作为一个外来的主体,要推动民众为自己的事情承担责任,所谓不忘初心,这应该是我们的初心所在。一定要激发他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为自己的事情行动,同时提高他的能力,有能力才能承担。

问:现在的社会管理大多是“生了病再治疗”,而广义的、积极的社会管理,是关口前移,注重预防。您如何看待“治疗”和“预防”?

顾东辉:社会工作从功能上讲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治疗性的,一种是预防性的,还有一种是发展性的。所谓治疗性,就是生了病后应对处理后果。所谓预防性,就是针对原因。所谓发展性,就是说他身体很健康,没什么病,但是锻炼身体,让生活质量、健康水平更高。这是三个不同阶段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首先要从需求评估的角度,判断哪些可能是问题,表现何在,原因怎样,后续怎么应对。它要协助服务对象共同分析问题。预防的思路是,做事情要做在苗头上,问题处在萌芽状态,甚至还没有萌芽的时候,就把原因抓出来。假如这样的话,成本就很低。比如感冒,治一治也就是几百块钱,假如说感冒了不关注,搞成心肌炎了,成本就很高。所以在“预防”中,社工主要还是发挥专业功能,做好评估,协助服务对象共同应对。

关于治疗、预防和发展的侧重,是理想跟现实的关系。理想状态下,当然是发展性功能发挥得充分一点,那么后面的问题就少了。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工作对象一般是出了问题才比较急,你让他预防吧,他不注意。像医生经常讲,要锻炼身体,但他不锻炼,生病了才很着急。所以从现实的场景上看,如何协助民众处理不良后果,可能更受大家欢迎。因为民众更追求看得见的效果,治好了病是好医生,但平时提醒你专门锻炼身体,注意生活方式,好像看不到效果。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工作依然主要是治疗性的。

天人合一,促境美好

问:您提出,社会工作是协助人恢复并增强“灵性”的助人活动。社会工作的特点不仅仅是“助人自助”,还要“促境美好”。“灵性”如何解释?“促境美好”与十九大提出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什么关系?

顾东辉:所谓灵性,是指社会功能对外互动。我们有一种对需求的界定,要身、性、灵。所谓身,协助身体健康,各功能恢复得好。所谓性,心理的达观,积极正面稳定。所谓灵,根据我的理解,在中国文化中,就是跟外界互动比较合适,恰到好处。实际上,社会工作就是协助人跟外界互动得恰到好处,为什么呢?因为人在环境中的平衡不断被打破,不断地经过自己努力或外在帮助,恢复环境与人的平衡。那么社会关系就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而社会工作是协助它能够恢复得快一点。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灵,就是社会关系跟社会功能恢复正常。

我提出“促境美好”,生造了这个词,而不是说“促进美好”。我要讲环境的“境”,促进环境的美好。在我的理解中,社会工作是助人自助和促境美好两种方法的兼顾。当一个人碰到困境,假如你只是助人自助,改变个人,那可能心理学的味道比较浓郁。只有当它改变个人的同时,也改变他所处的不管是微观、中观还是宏观环境,才有社会工作的味道。为什么叫社会工作呢?社会就是场景。假如我们只是促境美好,比如低保,协助人改善收入,但是不改变人,那不就是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吗?只有当他吃饱饭了,同时我们协助他分析原因,提出对策,让他行动,让他改变认知、行动和情感,环境跟个人的推动兼顾,这才是社会工作。

所以我一直说,社会工作要强调其社会性,就是因为它跟环境有很大关系,否则干嘛叫社会工作?光改变个人不改变环境,那就是心理咨询。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跟“促境美好”有什么关系呢?我倒也想过这个问题。十九大之后,我经常去做讲座,讲“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这个需要,它的主体是人;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指的是环境。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就是人和环境的不平衡。人要追求美好生活,他想要美好生活,这是感受性需要。但是环境的整个配套不到位,没有实现美好生活,那不就打破了人与环境的平衡吗?打破了,那就有人要协助恢复。我们推动人与环境的平衡,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一方面是环境中社会政策、社会形势进一步优化,所以这两种在宏观上是呼应的。

问:您最喜欢的书是《道德经》,为什么?您觉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社会工作有帮助吗?

顾东辉:道家讲究人和场景的平衡,所谓天人合一;儒家讲究人与人互动的伦理;佛家是自己跟自己对话。《道德经》里面的天人合一,天是环境,其中隐含的意思是,人和环境应该适应、平衡,这就是“道”。它里面还讲了很多普世的道理,可以应用在很多具体的场合。中国讲究的“德”,就包含了一种伦理。社会工作除了技术,很重要的是人。社工的内涵是伦理的体现,“道”、“德”跟伦理有相通之处。把《道德经》看透、领悟,生活跟工作中就能影响我们个人的境界和行为方式,这恰恰是社会工作者需要的,不能不懂道,只重术。我觉得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应该把“道”、“德”的内涵内化于胸,外化于行。

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中国

问:关于外来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中国助人经验规范化协同发展,我国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现状如何?

顾东辉:这个问题很重要。为什么要讲外来社会工作本土化和中国助人经验规范化呢?因为社会工作的本质是当时当地的助人系统。这个助人系统,在英国、美国等叫做社会工作;在中国,也有符合中国本土特色的助人系统,但不一定叫社会工作。二者就像中医跟西医,是并存的。老百姓不管中医西医,只要病看好。外来社会工作就相当于西医,我们为什么要本土化?比如西方的药品,欧洲人美国人测试吃了没问题,但如果在中国治病,一定要在华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身上测试。人家吃2片,我只能吃1.5片,因为有身高体重的区别。所以说外来的一定要适合本土的,它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为我们服务的。至于中国助人经验规范化,就像中医,也有效果,比如中国的思想政治工作、群团工作、司法调解等也解决问题。但中国本土的经验,要提炼归纳,总结出一些套路,然后才可以复制,向世界宣传。

外来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中国助人经验规范化,就像阴阳两方面,两者并存,阴阳互动。外来的声音在中国越来越多,过了十年二十年这些声音就变成中国自己的;中国的不断提炼归纳推广到国际,外国使用了就变成国际的。两者并存,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目前有一个很重大的任务——本土的作用机理要提炼归纳、推而广之,这是我们的任务。

问:您曾说过,一个想实现又未实现的愿望是梳理一下中国当时当地的助人系统,为什么想做这个事?

顾东辉:虽然中国助人系统跟外国助人系统并存,但目前我们社会工作整体的取向受外来影响大,概念、模式、伦理,95%都是外来的,就像西医,大行其道。中国作为跟西方并存的一个文化体系,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我们也有很多的传统法宝。目前在这方面社工界做得不够,在树立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还可以做一些文章。

中国本土的助人系统,具体说,比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是整合资源;“授人以渔”,就是助人自助;思想政治工作,也有利于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和情感;邻里互助,跟社区工作也是呼应的;换位思考,不就是同理吗?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老娘舅”,司法调解,有很多个案工作的特性。我们中国助人也有很多套路,但是没有好好梳理,我们有任务和责任把这些理清楚,向世界推广。

这个时代有我们参与

问:这些年,在推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中,您自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顾东辉:这个问题很大。实际上我做的很多工作,其他人也在做。在2000年之后的国家社会建设中,在2006年之后的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发展中,我作为一个高校教师,发挥了应有的角色作用。这个时代是由我们参与,并且由我们来共同打造的。我们不是等待时代改变,然后跟着走,我们是跟政府、跟社会组织、跟学界各位同道,共同打造了我们所在的环境。这在某种程度也体现了社会工作专业对社会环境有一点推进和完善的作用。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是一批人在做的,我只是其中之一。

问:进入新时代,您对社会工作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

顾东辉:社会工作的总趋势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讲究人在环境。政府对民生建设的需要和民众对自我发展的需要在不断加强。第一,依法治国的要求,表明政府的很多职能要剥离出来。剥离出来让谁做呢?让企业做,需要盈利;让民众个人做,力量比较弱。社会组织作为一个非盈利的主体,它是这种剥离职能的良好承载者。未来剥离的社会职能会越来越多,社会工作者乃至社会工作机构的机会越来越多。第二,社会工作机构经过这几年的锻炼,数量在增加,实力在加强,基本能够适应政府转移职能的要求。

社会工作、社会组织未来的形势是有利的,但也需要社工界直接面对。大好机会来了,你水平怎么样?这就有一个自我增能、动态提升的使命和职责。我总体看好十九大以后的社会工作发展,各地经验越来越多,可以相互交流,少走弯路。

问:您对全国社会工作同仁有什么的寄语?

顾东辉:我觉得社工界应该“不忘初心,社会至上”。怎样不忘初心?社会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协助人在解决问题中推动他的提升,这个不能忘。所谓社会至上,社会工作的方法、理念应该考虑到场景的因素,你不能光改变个人,要和改变场景并存。从理念到方法到目标,始终不能忘记社会场景要改变,否则凭什么叫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