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超:关系论下党建社会工作的范式反思

社会与公益    杨超   2018-09-28
本文来自《社会与公益》杂志“社工学人茶座”栏目。

近年来,社会工作与党的建设被密切的勾连起来。哈曼在《社会工作:党的建设与当的群众工作新联结》一文中初步回答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社会工作需要在党建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哈曼提出了联结点,党建合作方的观点,指出社会工作与群众工作具有目标一致、方法与理论引领的意义。就本文而言,本文希望更为溯及本源的回答社会工作与党建的关联问题。

社会工作与党建、群众工作有着内在的分殊和亲和。二者历史起源差异,社会工作起源于市民社会,而群众工作在中国仍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市民社会;社会工作脱胎宗教,而群众工作是党的革命遗产;在构造上,二者在主体、对象、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存在差异;在运作逻辑上二者也存在分歧,一个权力本位、行政逻辑,一个则权利本位、专业逻辑。但是群众工作也与专业社会工作有着较大的亲和性,二者在理论、思想、价值有共通性,在目标、功能的一致性,在方法有相似性。这些基本上得到学界的讨论,有了部分共识。但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要特别强调党建、群众工作,以至形成一个党建社会工作的领域。本文认为,这一元问题要从范式层面进行反思。

一、 西方社会工作的前置范式

科恩提出了范式概念,后来这一概念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并得到延伸发展。目前可以认为,范式是学术共同体对本领域基本问题的共识。在定义社会工作时,我们格外需要讨论“社会工作”之“社会”。

在马克思的定义中,社会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形态的范畴,与文化人类学中“文化”的内涵类似。整体性的社会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坚持了此框架。然而,作为学科的“社会”,在现代学术分工的高校内,不可能是整体性的社会。那么,与经济、政治、文化并立的社会领域在哪里?马克思、毛泽东都没有给出答案。黑格尔在《法哲学》认为社会乃是与国家相对应的领域,是私有制下市场经济的领域,也被称为市民社会。国家—社会的框架,与整体利益—私利区分相一致。黑格尔时期,德国处于分裂状态,国家统一称为黑格尔一代德国学者思考的主题。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市场主体追逐个体利益过程,私利占据主导地位,必须上升到国家才能形成统一的整体利益,国家因此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即便如此,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国家尚不足以代表公共利益,存在缺陷,而社会领域就是一个市场、国家之下,讨论公共议题,弥补公共利益不足的领域。这个领域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称之为公民社会。由此,形成了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框架。

西方社会工作的“社会”也是在这三种分析范式的基础上构建的。严格来说,现代西方社会工作默认的是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框架。这是社会工作的前置分析范式。社会工作作为第三种力量,回应国家和市场失灵,并以国家不干预、市场自由发展为前提。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中,这出现了混乱。

二、中国社会工作的前置范式

中国语境下社会工作概念的混乱其实有其必然性。虽然在学术上,我们可以梳理出常见的社会范式,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当下中国,这些范式并没有根植于中国的现实。透过对中国共产党政策,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脉络下的范式。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十四大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十五大提出政治建设,十六大提出社会建设,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指出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精神文明五位一体作为国家建设的总任务,十九大延续了五位一体的设定。由此,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领域的界定不同于学界所提出的任何一种范式。中国的社会领域不同于西方的社会领域,它的范围更加狭小,是西方意义上在生态和精神文明(文化)领域之外的社会。似乎分析中国的范式是一个五环构成的框架,即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精神文明(文化)框架。但笔者以为这仍然不足以反映中国的实际。中国的“政治”概念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概念,其重要表现就是中国是党政一体。而这个党透过它的党组织渗透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精神文明建设。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忽略这个党,就是在忽略中国最大的特色。因此,笔者以为分析中国的范式可以采用党/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精神文明框架。

很明显,这一分析框架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西方的分析框架——以国家—市场—社会为例,先形成社会,再有国家、市场。而中国的分析框架,粗略看是先有中国共产党进而有政治,再推进经济、社会、生态、精神文明领域的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的生成也不同于西方。由于生成路径的差异,在各个领域分离产生的过程中,民众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就会产生中国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前,作为一个革命党,其三大法宝是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细致地分析,我们发现群众路线、统一战线与当前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工作”有诸多相似之处。而这两大革命遗产依然被中国共产党沿用,对当下的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导致实践中人们混淆群众工作或者思想政治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企业办社会,社会孕育在经济领域,在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下,单位制逐渐解体,社会分离。由此兴起了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等改革浪潮。但是,单位制并未彻底解体,单位制下工会组织,单位制带给人们的思维影响与依赖等,继续影响当下的社会工作。因此,谈及中国的社会工作领域,我们发现它的 “娘胎”既有中国共产党,也有政府,还有经济。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工作定义之难。实际上,国家、市场、社会之前从来没有严格地界限。项飚研究提出普通人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乃是一个总体性的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在目前的中国仍然没有达到西方的定义。中国社会工作在新世界虽然进入官方话语,迎来发展的黄金阶段,但依然在夹缝中生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党/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精神文明框架下,社会仍然处于分离过程,政党、国家对于社会领域的深远以及深刻影响超越西方语境的想象。

三、如何对待中国社会工作的前置范式:关系论视角

西方社会工作和中国社会工作的前置范式并不相同,而如何对待这种差异实际上涉及到研究中国的方法问题。张维为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提出,解释中国,常常有两种话语,一种是西方给我们的,这是最流行的,常常成为我们不假思索的解释语言,但是要注意这是西方的;另外一种本应该是我们国人自己的解释,可惜这种解释存在,但是声音不大,而且还没有形成体系,因此它常常竞争不过前者。但是,最适合的解释是后者,而且这种解释还会影响下一步行动。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提出,从内向外看,由下往上看”,但是,实际可能的是我们有外往内看,从西方的立场来看中国,用理论来裁剪事实。虽然这也是中西结合,但是目的是偏颇的。中国为中心,意味着西方只是我们的工具一种参考。用西方的几种范式来剪裁中国现实,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更加混乱,发现社会更加困难。

然而,我们看到实际上西方社会理论前沿也在进行范式的反思。从传统的实体论转向关系论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国内2018年最新出版了《走向关系社会学》和《关系社会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范式》,而国外有关“Relational Sociology”的文献越来越多,这些显现了西方社会理论研究范式的新转向。这种转向实际上在打破传统的国家-市场-社会的分析框架,从更为系统、全面的维度进行观察。关系论的核心观点在于反对实体封闭的自成逻辑的自我行动,而是主张透过行动者的关系网络进行分析。对于党建社会工作来说,关系论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关系论肯定在中国现实中,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市场、社会等的独特影响,而主张将政党作为一个分析框架的增加项,形成党/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精神文明框架。这个框架内各自的关系既有相互制约,也存在相互促进、甚至转化的可能。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分析,需要考虑政党的影响,如果这一框架成立,绿色社会工作或者生态社会工作、精神文明社会工作的可能性也值得探索。

在此基础上,值得我们反思的当前的社会工作话语问题。中国社会同时存在几套话语,一套是官方话语、一套是民间话语、一套是学界话语。中国学界话语往往来源于西方,而对来自底层民间话语置之不理,对于官方话语则不深入探索,而试图以西方话语引领官方话语。中国政治体制以及这种现实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的深刻影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至于我们构建的知识和理论在中国实践中脆弱不堪。

党建社会工作在西方话语看来不可想象,甚至充满不屑。如果我们以“译语”为前提,自然不会深入到中国自己的可能分析范式,进而探索可能的本土实践模式。毫无疑问,中国社会工作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位置。这不仅仅是社会工作领域,其他领域亦是。有人提出中国经济的奇迹在于“官场+市场”,而官场背后实际是党的意志。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离不开官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当下我国广为讨论的社会治理,其社会治理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必然要嵌入到社会治理的宏大使命与历史背景中,但是党委领导的作用与影响并没有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党建社会工作的兴起或许是这一定位的必然表现。因此,正视党在社会工作的必然嵌入与引领是社会工作界首先需要明晰的一个问题。这一认识或许会得到忽视,但其地位凸显将日益显现。

由此,我们才能够谈及第二个问题,即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策略问题。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眼中的社会工作,而所谓群众实际是组织起来的民众。中国社会学的先驱者严复在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取名《群学肄言》,而没有采用“社会学”,这其中的意味令人寻味。如果群学是中国本土的社会学,那么中国共产党眼中的群众工作与西方眼中的社会工作实际上同属一宗。当然,这里面的差异不可忽视。只是,如果从群学角度进行分析,吸取群众工作的宝贵遗产和实践经验,我们会格外强调西方社会工作之中的社区工作、社会组织等中层内容。这或许会带来社会工作知识的更新,也具有全球扩散的意义。这所引出的策略就是推进社会工作与群众工作的互融。

参考文献

[] 项飚. 普通人的"国家"理论[J]. 开放时代, 2010(10):117-132.

[]张维为.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M].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作者信息:杨超,临沂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社会工作学博士,在《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