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启:中国社会工作历史的两种写法|茶座

社会与公益杂志    ​任文启   2018-10-23

刘振兄着力于中国社会工作历史问题研究,将1917年沪江大学“沪东公社”的建立视为近代中国社会工作的萌芽与发端。志峰兄则指出,从专业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发展与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发展依着不同的路径扩散,具体而言,前者是一种外生性附带扩散,后者为内生性间接扩散,并指出二者并非接续发展,而是断裂发展。两位的文章和观点都很有启发意义。学科发展历史的梳理对学科本身知识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既是学科知识积累和发展脉络梳理的应有之义,也是学科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论证的必要支撑。在此讨论过程中,不论如何确立时间节点和关键性事件,都会引发一个共同的思考:什么是社会工作,以及什么是中国的社会工作?我们要如何去书写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

一、中国社会工作史?还是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史?

回到这个问题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这里不妨稍微绕开一点,在“古今中西”这个框架下,从当年金岳霖与冯友兰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讨论说起。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二”中说,“所谓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如果一个人写一本英国物理学史,他所写的实在是在英国的物理学史,而不是英国物理学的史;因为严格的说起来,没有英国物理学。”我们把这个叫做“金岳霖问题”,虽然看起来是在说“中国哲学史”的问题,但其实对于所有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的学科史而言,均有如此之区分。比如:中国法治史,是要说自古及今中国法治的史呢?还是要写西方法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史?中国科技史,是要写中国自身科技的发展历史?还是要写西方科技在中国的发展史?那么来:中国社会工作史,是要写“中国社会工作”的史?还是要写“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史?

这样的文字区分可能有些绕,我们可以从实质和形式的角度对“中国社会工作史”和“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史”进行区分,即,中国社会工作史,是指具有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质的历史发展梳理,其核心是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从“古今中西”的分析框架来看,更倾向于“古”和“中”,尤其倾向于“中”,即中国的何种实践可以被在实质上称之为或视为是社会工作的实践?如果有这样的实践,那么这样的实践经历了何种发展过程?而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史,则更倾向于“今”和“西”的角度予以观照,可以从“社会工作”这一学科设置、名词概念、理论方法等在中国西学东渐的展开来予以梳理。毕竟只有现代化以来,“社会工作”才作为一个专业名词和社会设置被提出来,而也只有中国的马甸会议之后,社会工作学科才拉开重建帷幕。由此看来,刘振兄写的中国社会工作历史,是在第二个意义上梳理。而志峰兄的区分,则两者兼有,还有交错。

二、中国社会工作史的内涵与写法

谈及中国社会工作史,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社会工作的概念。按照王思斌老师的意见,社会工作有“普通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之分,前两个概念就是在描述专业社会工作出现之前中国本土助人系统。如果从概念解析的角度来看,社会工作现代化的产物,是社会分工分化下形成的一套专门的职业助人系统,加上中国二字则是在标识中国这样的地域、文化、经济政治环境。因此,中国社会工作史较为周延的表述就是,现代化以来,中国发端、进行和形成的专门的职业助人系统的历史。即便并未使用“社会工作”的概念,但如果实质上从属于这样一套助人系统,而这种助人系统的生长与发展最终走向了目前的专业社会工作框架之中,则其线索都应该纳入这一历史梳理当中。简单点讲,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下,有着什么样的助人传统,这些传统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当下的助人体系,这些都要去梳理和辨析的。

明确了中国社会工作史的内涵之后,下一步的问题是,应如何去撰写呢?作为历史的书写者,有三个基本的要求:一是对核心概念的把握与解析,二是史料的搜集和掌握,三是基于史料和历史线索的诠释。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的查找到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完整轨迹,对概念进行解析是必要的。比如,如果我们将中国社会工作界定为“中国本土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专门的职业助人系统”,则基本的解析是,中国本土现代化自何时开始?何时出现了专门的助人系统?何时又有了职业的助人系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同样的现代化过程中,不仅是西方,中国自身也有着自己的专门的助人系统,正如雷洁琼所说“民政工作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同时,在这种历史的梳理中,更能看到中国本土的助人系统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受国际影响,最终走到了专业社会工作的路径上来。

当然,历史本质上是一种时间和关系序列上的追问。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中国本土的专门的职业助人系统,有哪些传统来自中国本土文化,比如中国人在前现代所进行的助人系统,其文化心理、名词概念、具体做法、机制规范等,哪些还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哪些有相应的变通与消长,都可以纳入中国社会工作史的书写范围当中。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的梳理是一种知识的考古和发掘,是为了将历史的线索和事物发展的逻辑结合起来,而不是为了一切“往早里说”和“往好里说”,我们要避免将所有的历史梳理都追溯到“三皇五帝”的自证冲动,也要避免在史料和基本范畴之外进行无限的诠释。

三、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史的脉络与梳理

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史,较为明确,就是指“社会工作”这一外来事物,怎样进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以致开花结果。可以说,自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开始,针对社会工作的历史梳理大多在这个范畴内进行。比如刘振兄所提到的社会工作的“历史问题”,其实就是要厘定作为社会工作这样一个专业学科和实践传统,其是如何从最初小小的一门课程、或一个系列实践,经过何种发展脉络,逐步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体系。这种脉络和梳理,也需要对梳理对象进行界定和解析,即当下的专业社会工作,具有哪些可以分析的元素,这些元素经由哪些标志性事件,分别进行了何种演化和融合。

社会工作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专门助人系统,与国家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思想相伴而行,与国家经济形势和政治状况密切相关,这些是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史的基本土壤,在发展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又受到教育培养、行业成长、政府政策、民众需求等各方面因素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又往往互为因果关系复杂,并不简单的呈现线性发展。就像我们在书写人类发展史时,虽然在人类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尼安德特人、梭罗人、丹尼索瓦人等等人种,但其实在演化过程中,并非线性发展到“智人”而是逐步消亡和被“智人”所替代,这些人种即便在此后人类历史的书写中作为标示性事件出现和被记录,也不能说明他们和当下的人类有多少亲缘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志峰兄的文章点出了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发展与共和国时期社会工作发展的不同,指出了二者不是在同一序列下的发展,这是很有意义的。

因此,这一个层面的历史梳理,不仅仅是要找出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在课程开设、人才培养、服务行动、政策倡导等层面的历史事件,更是要去追踪这些历史事件,看其经历了何种历史发展,最终走向何处。有些事件的出现可能是一系列原因的结果,也有一些事件本身是孤立的,有些事件的发生对专业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也有一些事件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些事件进行了扩散和演进,也有一些事件还有停滞和倒退……历史的发展,无法一蹴而就,也不总会拾级而上,而是充满了曲折与反复,所以,历史的记录,就应当是冷静客观的记叙与誊写,而不应成为浪漫的理想主义和盲目的乐观主义的温床。

四、二史合流:社会工作化入本土的标志

写到此处,我们可能要回头追问,为什么要进行如此的区分,以及为什么要去这样撰写社会工作的历史?我们在开头设定“古今中西”的分析框架之时,就有一个时代特征的限定,那就是中国近代的历史脉络,即我们是被迫拉入现代化进程的,这导致我们在近代乃至现代都是既向西方学习,同时也反观自身传统,然后走入现代的。因此,几乎所有的西方名词概念进入中国,都有一个“本土化”的需要和过程。这个“本土化”,一方面,是外来事物逐步进入本土以适应本土环境而开花结果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由此而唤起本土中既有的相关传统,重拾此传统共同参与现代建构的过程。就第一方面而言,社会工作作为一个外来事物,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现代化进程进入中国,在民族独立的大历史下,几经起伏断续发展,到共和国建立,历经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三个历史阶段,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命运。就第二方面而言,经受了外在激发之后,中国的现代化也有内生的力量,中国自身的助人系统也参与了现代化建设,即便没有“社会工作之名”,也有“社会工作之实”。当然,这两个过程两个方面并不是独立发展各自演进的,而是交错进行同步发展的,可以说,当我们将这两条线索的社会工作历史梳理清楚,当这两种发展线索交错于当下或未来的某一个共同点时,即“二史合流”之时,也就是社会工作真正化入本土历史使命的完成之时。

作者信息:任文启 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